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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藥遴選過程或引入藥物經濟學 輔助醫保談判
專家認為：必須通過藥物經濟學分析，對藥品的療效、成本進行比較，才能遴選出成本最低的基藥；企業希望：藥物經濟學在定價和醫保談判中起輔助作用
“對于藥物經濟學，我是真的不懂。”對醫藥行業頗有研究的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在參加北大衛生經濟論壇時表示。于明德對藥物經濟學的認識程度，代表了不少國內企業的態度。
盡管藥物經濟學的理念在我國已經不算新鮮，但是國內企業、行業專家更多的只是在觀望，認識僅停留在“物美價廉”上。
不過，隨著《中國藥物經濟學評價指南》（下稱《指南》）的發布，中國藥物經濟學的發展有望盡快進入應用階段。據參與《指南》制定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系主任劉國恩教授介紹：“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指南》，使中國的藥物制度能夠從目前的初級階段走向中級甚至高級階段，并逐步完善。”
相比企業的觀望態度，政策制定部門對于藥物經濟學的應用卻十分熱心。如“要建立健全循證醫學、藥物經濟學評價標準和工作機制科學合理”、“在藥品調入和調出時需要按照藥物經濟學原則進行療效、價格的比較結果”等表述，都在有關醫改政策性文件中出現。
不過，由于國情的不同，藥物經濟學能否適合我國藥品的定價體系以及基藥遴選還令人疑慮。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衛生經濟事務總監陳怡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下，藥品質量還未能做到統一，談藥品的療效對比也不現實。”
助力基藥遴選
中國藥學會藥物經濟學專業委員會委員陳潔教授指出：“只有通過藥物經濟學，根據療效-成本比較才能真正選出成本最低的，而不是只根據價格多少來確定基藥，所以，在遴選基藥時，我們必須要做藥物經濟學分析。”
據記者了解，目前的基藥都是由藥劑科主任根據臨床使用經驗遴選出來的，其體系并不科學。因此，無論能否增補，其遴選機制都需要藥物經濟學的介入。
衛生部藥物政策與基本藥物制度司司長鄭宏表示：“目前，基本藥物目錄對于滿足基層的需求還存在很大距離，因此，我們要完善藥物經濟學的評價體系，特別是對已經遴選的藥物進行藥物經濟學評價。”
目前，由于缺乏藥物經濟學的介入，我國的基藥目錄相比WHO的目錄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在兒童和心血管用藥方面。再如，經過臨床試驗，阿司匹林對腦血管疾病確實有療效，但在307種藥品中，阿司匹林沒有列入到心腦血管疾病里。
盡管不少業內專家認為，藥物經濟學過于復雜，但劉國恩卻不這么看，他表示：“要是看《中國藥物經濟學評價指南》確實非常復雜，但原理其實很簡單，也就是在療效之差的前提下比較價格之差。”
陳潔認為，從目前來看，最為簡單的藥物經濟學應用就是“在療效相同的情況下，考慮最價廉的藥物。”
介入定價存障礙
藥物經濟學除了藥物遴選上的應用之外，其也廣泛地用于藥品定價。但是相比藥物遴選，藥物經濟學應用到定價體系中還很難。
目前，對于引入藥物經濟學最積極的當屬社保部門，《中國藥物經濟學評價指南》也有人保部的參與。由于人保部是藥品的最終買單者，因此，通過談判機制制定報銷價格，將成為醫療報銷的新方向。其實，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都采取這樣的方式進行定價和支付，形成了所謂的衛生技術評估體系（HTA）。
據記者了解，該體系的運作是評估機構提出明確要求，作為企業則要根據支付方的要求提交申請材料，申請資料包括臨床、經濟學等很多其它的研究數據，以證明其藥品能夠解決沒有治療手段的疾病，或者針對特定人群十分有效，或比現行的治療辦法成本更低。在這種機制下，藥品價格的高低取決于療效，可以使得醫保資金的使用更加合理。
不過在中國，藥品的定價、支付、使用、招標都是分離的，因此，藥物經濟學應用難免受到限制。
對此，鄭宏也指出：“如何使藥物經濟學和藥物的遴選、使用環節緊密聯系在一起是十分重要的，現在藥物經濟學很多方面都跟我們實際當中的需求存在一段距離。”
在定價方面，發改委相關人士就表示：“藥物經濟學的定價原則前提不是成本，是藥品的療效，也就是說是醫保部門代表患者評估藥品是否值得購買，本質是一種購買藥物的意愿，但是我國還沒有實現全民醫保，所以，HTA談判代表不了全體患者的利益。” 顯然，HTA模式目前還難以在中國實現，但不少企業仍希望，藥物經濟學能在定價和醫保談判中起到輔助作用。
隨著降價矛盾的日益尖銳，不少外企對于HTA也頗為支持，禮來中國副總裁邢軍表示：“不管是定價還是醫保，HTA可以提供一些參考，有利于幫助政府作出一些更科學、合理的決策，同時還可以補償和認可高附加值的創新技術，有利于整個衛生體系可持續地良性循環，而不是唯價是取。”
陳怡建議：“中國應用藥物經濟學應該考慮和現有機制的過渡和協調，要結合國情，因為中國有很多部委都在各自開展藥物經濟學研究，所以需要有良好的協調，避免政策評估出現割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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